企业家和官员谁有地位？
我来说一个真实的例子，就发生在去年。 当时我们学校邀请了一位某省招商部门的主管领导来学校做报告（这位领导并不是很大，应该属于地市级部门的副职）。在报告过程中，有位学生突然发问：“李主任，你所在的单位具体负责哪方面的招商工作呢？”李主任笑呵呵的回答说：“我们主要招的是投资额比较大的项目，这种项目一般都有税收要求，比如投资10亿元的项目，税源要求必须在当地缴纳2亿元以上的税收。” 当时这个回答一出来，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了，学生们都不再发问了，纷纷笔记记起来。其实这个回答很官方，并没有透露什么信息，但就是这种回答让学生们觉得十分高大上。当然最后报告环节自然是掌声雷动。
晚上班主任组织大家吃饭，同学们纷纷向这位领导敬酒感谢，领导也乐得其成。等到大家喝high的时候，有个同学突然又问出了那个让人尴尬的问题——“李主任，你看我们学校新来的校长怎么样啊？” 这个问题一出，现场顿时如同蒸发了似的。大家都看着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学生。 只见这个学生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听说校长想建设新校区，可是资金不够，于是就到处借钱，结果借到的钱都不够建一座教学楼的。” 听到这里，李主任的脸顿时变得铁青，旁边的副市长赶紧打圆场：“今天很高兴看到同学们的热情，我们市政府以后会加强和学校的沟通…” 不等副市长说完，李主任已经站起身，冷着脸对大家说：“各位领导时间紧，不能和大家再多聊了，下次再交流。”说着便转身离开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讲的是企业家和官员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是和自己的父辈比，也不是和其他同龄人比，而是和改革开放前的那些企业家和官员比，是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企业家和官员比。
什么是地位？地位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声望，也就是社会影响力；二是权力，这种权力可以理解成影响力。企业家和官员地位的高低就看他们在社会上的声望和权力的大小这两个指标。
从声望上讲，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前是官员高，企业家没有地位可言，因为改革开放前没有私有产权。改革开放后初期，官员的声望要明显高于企业家。刘永好（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创业初期，外出联系业务，别人对他爱答不理，但如果是找政府部门接洽，人家会很重视，因为他可以代表乡镇政府、市县政府说话。从90年代中期开始，企业家的声望开始和官员平分秋色。现在，一些著名企业家的声望已经超过了同级官员。马云、马化腾、李彦宏、董明珠、周鸿祎等在舆论上的声望恐怕不比副部级官员低。
至于权力，在任何国家都是官员比企业家大。一些大企业的总裁也许比同等级别甚至上级官员掌握的经济资源更多，但是政治权力上要远远不如同级官员。美国的比尔·盖茨、巴菲特和杰克·韦尔奇，英国的罗斯·玛格丽特在世界范围内的声望和影响力肯定超过了他们的同级官员，但在本国的政治权力肯定是不如同级官员。
在中国，一些著名企业家，如柳传志、马云、宗庆后等人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他们所在的省区或部委的官员(级别)，有的甚至影响了中央部门的决策。如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就直接向总书记建议取消农业税，得到了总书记的重视和采纳。
社会地位反映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在前现代社会，官吏是帝王将相的“家臣”或“奴仆”，商人、手艺人和农民是“子民”、“编户”、“佃农”。从地租等制度设计上就决定了他们必须依附于皇权，皇权是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绝对和至尊的权利，任何其他的社会成员都无权与皇权争高下。甚至，商人和手艺人的社会地位都低于农人，这是由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所决定的。
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工人老大哥”的提法在实际上确立了无产阶级工人的社会主人翁地位，但实质上，工人和农民一样，仍然是依附于皇权，只不过皇权由过去的封建帝王换成了共产党的党政机关和国家政权。所以，那个时候，党政机关的干部和在天之骄子、地之英雄的军队人员社会地位远高于工人和农民，而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又高于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商界人士。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一些大企业的厂长经理，如第一机床厂的吴志晖（即倪景阳）、洛阳矿山机器厂的陈景毅、武汉锅炉厂吴家正等，没有一个敢像后来的张瑞敏等企业家那样与政府职能部门叫板的。尽管张瑞敏、柳传志等人在当时也叫不上级别，但已经逐渐地敢于和政府职能部门的人讨论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