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大玄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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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我在《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先行一步》一文中提出一个设想:“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中,可考虑建立‘绿色GDP’指标体系;同时尽快推进预算编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绿色预算’制度和‘绿色财政’制度。” 当时这个想法只是很朴素的一个想法。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慢慢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设想——以绿色GDP改革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为什么是绿色GDP改革? 中国目前的GDP统计制度是按支出法计算的,即GDP=C+I+G+(X-M),其中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支出、(X-M)为净出口。这种GDP计算方法并没有将环境的成本与收益计算在内。

近年来,国内有许多关于绿色GDP的计算和研究。但是目前中国政府支出中很大一块是公共支出,而公共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政府机构自身运行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支出,很难把这些支出从GDP中剥离出来算作环境成本。GDP是对物质产品的统计,而环境污染是一种负的外部性,因此不能完全用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问题都使得绿色GDP的计量和分析变得复杂起来。 但是,如果抛开这些具体的难题,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个简单的绿色GDP概念和绿色GDP核算体系。那就是把环境保护和建设与经济发展统一起来加以考虑,对环境和生态成本的内部化。 在绿色GDP核算中,政府应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对于环保和生态保护的投资应该纳入GDP核算体系,通过税收等经济手段鼓励企业和居民进行环保投资和生态建设。

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现行GDP的计算方法,在支出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增加环境成本的核算。 对于那些难以用货币计量的非物质损失也要尽量加以量化,如空气质量改善后人们健康的受益价值等等。 除了GDP外,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统计也应纳入绿色的概念,建立绿色经济的宏观评价体系。

为什么要先进行绿色GDP改革? 因为现有的GDP统计制度是建立在现有政府行政和管理框架基础上的。要想实现经济的转型和升级,首先要变革的是政府的职能,建立起服务型政府。只有政府先做出改变,其它方面才会随之改进。 另外,目前的GDP统计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计算和公布的,各地GDP数据不对外公布。如果先从地方着手实行绿色GDP改革,再通过中央政府的指导和协调,也有可能逐步推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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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等机构做了一项全球调查显示,对政府满意程度最高的前三位全是非民主国家,依次是新加坡、中国和马来西亚,满意程度低于民主国家的平均水平。2005-2012年,中国国内也有多家机构就民众对政府信任(满意)度问题进行过调查,得出结论与中国国内的官方调查结论几乎吻合,都维持在90%左右的高位水平。

笔者的近期研究进一步发现,无论从绝对水平还是从与同一年份其他各国比较的相对水平来看,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政府的民众支持率都不低,且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如此之高的民众支持率,其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对于以上发现,不少理论解释都难以说通:首先,民众拥有选择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普遍信条,政治满意度或信任是一种公民对其自愿选择的政府的主观评价。从逻辑上讲,一个国家民众对其政治制度越赞同,对于政府的满意程度也就越高。然而在中国,如此高的政府民众满意度是在非民主制度下取得的,与通行的“满意度源自于自主选择权”逻辑相龃龉。

其次,从社会比较理论角度出发,人们对自身处境是否满意除了个体标准、心理预期的影响外,也会受到社会比较的影响:与优于自身的人或事比较,个体容易产生失望和不满;与劣于自身的人或事比较,则容易产生成就感和满足感。然而在中国,不同收入、职业、社会地位的人,即不同社会比较标准的人群中的政府满意度也相当高,与社会比较理论不吻合。

再次,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民众满意度比较高,一些研究认为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受传统文化等因素影响,民众有较高的服从度。但是事实上中国与菲律宾、巴西等所谓“臣民文化”国家相比,政府满意度并不低。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民众满意度较高”的发现是对以往流行理论的颠覆。

那么,中国的政治制度究竟有何独特魅力?

本文认为,关键是政府官员的产生机制。虽然没有选举,但通过特有的干部管理制度,“中国式干部”能够对民众诉求及时做出反应并有效处理,并且,民众也普遍认同政府官员选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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