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发展中国模式？
樊冕最佳答案
这个问题的提法可能有点问题，应该是中国怎样才能构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市场体制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度。要构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就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的交集。 所谓市场不够完善的问题主要是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垄断和扭曲，这个问题在经济改革中逐渐得到解决；而政府管制过多主要是政企关系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这方面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寻求突破。
但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受到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贫富分化加剧的制约。在当前的语境下，任何一项可能会导致贫富分化的改革的出台都要慎之又慎（如土地私有化）；而任何一项可能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的政策措施却面临财力有限的困境而无法推进。因此我们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社会分配却越来越不均衡，民生改善却很缓慢。
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寻求经济发展的动力。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我们可以摆脱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垄断和扭曲，构建完美的市场经济；也可以摆脱政企不分和人治的困扰，走向真正的法治国家。 但是技术进步是有风险的，它可能在短时间内损害某些群体的利益（如工业革命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和遭受失业危机的工人），因而需要政府进行合理的调整。制度创新也同样会遭遇困境，特别是在当前各利益集团利益格局难以打破的情况下，推动制度的变革十分困难。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双轨制”，即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同时又借助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制度安排。这类制度安排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维护公平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制度创新都是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弥补市场缺陷和提高效率的过程中进行的。
中国模式不是对西方现代性道路的一种模仿，而是一种创新。西方现代性道路是一种工具理性高度发达的道路、是“器”层面高度发达的道路。但是，现代性的危机同样源自于工具理性、源自于“器”层面的高度发达，其最根本的危机是价值危机。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现代性创新道路，其创新之处即在于重视价值理性、重视“道”层面的现代性发育。中国模式是道器并重的现代性发育模式。“道”为“器”之本，“器”为“道”之用，中国模式一方面要警惕儒家传统的“道器二元论”、“道本器末论”，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西方现代性的“道器二元论”、“器本道末论”，而是要坚持“道器并重论”。中国模式既要发挥“道本器末论”的长处，也要吸取“器本道末论”的经验教训。
“道器并重论”是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定性。现代制度体系、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就是“器”层面的现代性发育；“道”本位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的建构，就是“道”层面的现代性发育。具体来说，在中国模式中，作为“道”层面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对于作为“器”层面现代性的“现代市场体系”来说，是现代市场体系发育和运行的伦理基础、秩序基础；而“器”层面的现代价值体系的发育和现代市场的效率运行，又可以为“道”层面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提供制度载体和经济基础。简言之，“器”层面的现代性发育为“道”层面的现代性发育提供手段、工具、载体和经济基础；“道”层面的现代性发育是“器”层面的现代性发育的价值规约、秩序来源和伦理基础。
中国模式的“道”与“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物，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因此，在中国模式的实践中应坚持“道器并重论”，坚持“两手抓、两实现”的做法，一方面要继续大力发展现代制度体系、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使之更健全、更有效，另一方面又要切实加强价值理性层面的现代性发育，努力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使“器”层面的现代性、现代市场经济秩序获得稳定的伦理秩序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