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改革开放近40年，我们的GDP翻了10倍以上，但民众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阶层流动性逐渐减弱。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矛盾。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多制度性建设还不完善。
第二，经济结构的问题。从“中国制造”到“中国经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经济结构的弊端。重工业的发展导致我们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位，依靠廉价劳动力以及政策红利发展外需，忽视内需的调动与培育。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失业增多同时存在。
第三，生态环境的问题。近年来雾霾天气频繁出现，各地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土地沙化加剧。生态的破坏并不是发生在瞬间的，它是过往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累积的结果。如何调整现有的发展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第四，文化价值的问题。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物化的价值观，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的观念正在侵蚀着年轻人的思想。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占据着有利地位，因此对他们存在着一种盲目崇拜的心理，而对中国自己的文化却持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如何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钱安培优质答主我国是老年人大国，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10%，达1.26亿人，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高达0.92亿人。随着老龄人口增加，一些老年相关疾病患病率也不断上升，尤以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增长最快，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及寿命。但由于对老年心律失常和心衰的疾病治疗存在着一些特殊性，所以老年心律失常和心衰的诊治需要格外重视。在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心血管年会暨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马长生教授就老年心律失常和心衰的诊治进行了精彩解读。
目前老年人心律失常谱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是，室性心律失常显著增加，尤其是器质性心脏病合并室性心律失常患者明显增加。其次，心房颤动（房颤）是老年人中最常见的心律失常，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房颤的患病率呈快速上升趋势（见图一）。流行病学研究显示，≥80岁患者中，房颤患病率高达40%。
随着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导管消融在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和室性心律失常的治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导管消融应用于老龄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与年轻患者相比，具有相近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因此，导管消融技术成为老年人心律失常治疗的新选择。
由于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预防心律失常所致心脏性猝死的良好疗效尚未得到足够的试验证实，相反的，有些研究甚至显示抗心律失常药物可恶化心脏性猝死和心力衰竭，因此，应审慎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预防无症状室性心律失常导致的死亡率降低。此外，选择抗心律失常药物应根据心律失常类型、心脏功能状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密切监测、个体化用药。尤其需要重视的是，老年人常合并心、肝、肾等器官功能不全，易发生药物蓄积而出现毒性反应，因此，多数抗心律失常药物在老年人应用时应酌情减少剂量。
房颤作为一种老年性疾病，对老年人生活质量有重要影响，是导致老年患者预后不良、生存率和生活质量下降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于≥80岁老年房颤患者，尤其是既往有缺血性脑卒中/体循环栓塞史者，除非存在严重出血风险，否则，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或凝血酶直接抑制剂等抗凝治疗在预防血栓栓塞性并发症方面仍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在房颤的节律控制方面，胺碘酮或决奈达隆仍是老年房颤患者首选的节律控制药物。
近年来，心力衰竭患病率也明显增加，且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老龄人口的增长，成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心衰患病率与年龄关系密切，尤其是在≥65岁人群中，心衰患病率较年轻时增加了6倍（见图二）。且老年人心衰进展迅速，症状加重，合并症多，治疗困难，更易出现“心源性死亡”。
老年心衰药物治疗推荐选择β-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ACEI/ARB）或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阻断剂、醛固酮受体拮抗剂（MRA）等“金三角”方案，以改善心衰症状、减少心衰住院和降低病死率。具体实施过程中需小剂量起始，逐步加量，严密监测和随访，在改善症状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尽量降低副作用。
地高辛治疗心衰在我国临床实践中应用并不普遍，与国外指南的推荐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与人们担心其毒性反应有关。在心衰急性期，如无禁忌且能短期安全使用利尿剂的情况下，可给予地高辛；在慢性心衰的治疗中，如存在窦性心动过速而使用β-阻滞剂后心率仍﹥70次/min，如伴心功能不全，仍应给予地高辛。地高辛还可用于合并快速心室率房颤的心衰患者。在慢性心衰治疗中，地高辛的血药浓度应控制在0.5 ng/ml以下。
近年来，新型ARNI抑制剂在心衰临床治疗中显示出优越性。PIONEER-HF研究显示，对于射血分数（L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