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收支变化的原因？
首先，明确一点，中国并不是像日本欧洲那样，因为老龄化导致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不足，经济增长后劲乏力。中国正处于劳动力大量供给，人力成本低廉的阶段。 造成收入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户籍制度。
中国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划分了城镇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界限。大多数乡镇企业不用城里人，因为城里人有各种各样的消费和支出，而乡镇企业主要提供就业机会是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工资水平相对较低。而外企和大型企业一般不用本地人(除了本地户口外，还得没有上过大学，否则工资水平上升很快)，因为他们要承担高昂的职工住房、社会保险等费用，这些费用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另一个因素就是政府始终在鼓励劳动力向沿海省份流动，从而形成所谓的人口红利。
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大量资源流向西部地区，从而促进西部经济的增长；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流入，也带动当地就业。由于劳动力从贫穷的西部进入富裕的东部地区，并能够获得较高薪酬，所以这是一套双赢的方案。但这套方案是有代价的——它使农民失去土地，并导致城镇内部出现二元结构，即所谓的“城里人”和“乡下人”(农民工)。
当然，现在这种局面正在被打破，因为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原来被阻隔在城市里的“乡下人”终于融入了城市生活，他们的收入也会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上涨。 但是，这种上涨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并且不是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在短期内，农民工工资水平有可能持续上涨，但这会刺激成本上升，影响企业竞争力，从长远来看，劳动力价格水平不可能无限制上升。况且，目前农民工素质较低，技能单一，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拿着低于预期工资的报酬。如果政府继续采取开放性的政策引导，并投入资金进行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这才是治本之策。
第一，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初次分配收入的收入来源结构发生了改变。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与资本相关收入的增速要快于与劳动相关收入的增速，与企业部门相关收入的增速要快于与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相关收入的增速。因此，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企业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从国际比较看，与企业部门相关的收入分配份额在中国处于较高水平，与劳动相关收入分配份额处于较低水平。
第二，中国初次分配的收入分配结构在财政税收体系调整和再分配环节的调节作用下有所优化。在财政税收体系调整方面，随着企业所得税向个人所得税的转变，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向住户部门转移。在再分配环节的调节作用方面，以社会保险和转移支付为代表的再分配政策对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起到了一定效果，但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第三，中国住户部门的内部收入分配持续恶化，部分原因来自于住户部门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和收入两极分化的不断恶化，以及住户部门之间财产性收入的分化。
第四，住户部门内部收入分配的恶化，一方面导致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不足以支持其消费支出，收入驱动型的消费增长难以实现，而更多地采取债务驱动型的消费增长模式。另一方面，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消费支出相比，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和消费支出增长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因此，低收入人群的实际购买力不足和高收入人群的消费率偏低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难以内需主导、投资需求过高的重要原因。
综合看，中国当前经济结构性失衡（储蓄率过高和投资率过高的共存）来源于内部收入分配失衡。内部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不解决，提高潜在产出率和提升通货膨胀率将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也将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也将越来越受到限制。
中国长期积累的宏观失衡问题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解决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应上升为未来中国宏观调控的重大目标之一。为解决宏观失衡问题，中国除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外，还应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在于调整财政收入来源的结构和改变以投资为主的政府支出优先模式，从而改善政府、企业、居民三大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同时要特别重视“提低”和“扩中”，优化住户部门内部收入结构，并要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的均等化。
